原作者：姜伯静

“对于现在有的学校、家长让孩子读背《三字经》、《弟子规》的做法，我持坚决反对意见。说严重点，我认为这是毒害青少年心灵。”3月1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彭富春向记者介绍本次全国两会上他将提出的建议，他对我国目前国学教育“虚火过旺”的现象提出看法。彭富春建议，国学教育必须和现代科学民主的公民教育相适应，而且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更要警惕和防止一些人假国学之名宣传封建迷信。（3月2日武汉晚报）
     客观地讲，彭富春的话略有偏激，但却不无道理。虽然《三字经》不一定“毒害青少年心灵”，但我对《三字经》的“过热”却是深表忧虑的。至于那些过分追捧《三字经》的人，我怀疑是一种“我们家也富过”的心态在作怪。

     与传统儒学一样，《三字经》是必须一分为二看待的。否则，我们没办法解释清末之后儒学为何会在先进思潮面前一败涂地；否则我们更没办法解释“五四运动”之后儒学的低迷——他肯定有自己的问题、弱点。如果说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帝制的覆灭是儒学沉沦的制度基础的话，那儒学在列强面前的四处碰壁就是他一定要退居幕后的思想基础，而那时国民的羸弱和国内的动荡则是完整的儒学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梁启超等如今被我们视为国学大师的先哲们在骨子里是反对儒学的，至少是想剥离其不适应工业社会发展的成分想“改良”他。整个儒学如此，更何况是《三字经》？
     今天，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产生在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财富总量急剧增加基础上的新问题。当然，从历史中寻找经验是一条很可行的路，不过，照搬历史的某个元素似乎很不恰当——良药也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剂量甚至配方的。需求解决办法的做法是可取的，毕竟有了深入的思考。但是有些人却是另一种心态——我们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东西，我们要从祖宗那里寻找荣光，我们的古物依然很值钱。借此来满足自己虚荣的自尊。这些，从历年来被过度吹嘘的孔子、孙子在国外很受追捧的故事上就能体现出来。比如说前几年国内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则消息：“1988年1月24日，法国《堪培拉日报》刊登了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出了联名倡议：“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回到2500年前，从中国孔子那里寻找智慧！”曾几何时，国内对此激情澎湃。但是真实情况呢？李慎之先生在1997年第1期《读书》上发表《诺贝尔与孔子》一文，揭穿了这则谎言：“会上根本没有提到孔子。”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是，“召集人为法国总统密特朗，与会者有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地点在巴黎，会期为88年1月18日至21日，议题是‘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和希望’。”接着，马为民先生以一个亲历者——与会记者的身份，在1997年第7期《读书》发表《我可以作证》一文，证明巴黎会议上“根本没有提到孔子”，并说，“这一点，我可以作证。至于说二十世纪的‘诺贝尔们’把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哄抬到人类下个世纪精神导师的地位，那就纯属凭空演义了。”
      今天，我们某些人对《三字经》的表面“崇拜”与孔子的“神话”是多么的相似啊！既可笑，又可怜！此时，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他老人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句话改编成现代语言的话就是：“我们家也富过！”而狂热的怀念《三字经》在实质上就是“我们家也富过”的心态在作怪。
     学习《三字经》可以，但正如彭富春所言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假如非要把他提高到医国医民的高度，那就要不得了，毕竟《三字经》也不是医治百病的良药。假如要是过度吹捧的话，那这“我们家也富过”的心态就得治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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